近日,有记者用软件叫车成功后,在司机手机上发现,除显示来电号码外,还写有“记者”二字。原来为识别骚扰电话,司机手机上装有“触宝电话”的软件。记者分别用40个不同行业的号码,在多款软件上体验,发现任意用户均可以对其他人进行信息标注,且部分软件对标注内容无限制。专业人员表示,该标注显示后,一般情况下,软件方不会核实标注信息是否属实(8月6日《新京报》)。

　　《2014骚扰电话年度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骚扰电话高达270亿通。可谓“不胜其扰”。在现有技术下,“防骚扰”软件被开发出来,通过民众自发识别、标注,已经能很大程度上防骚扰甚至防诈骗了,这无疑是又一民间智慧的展示。值得提醒的是,当这个软件的应用要变味儿时,有关部门不能袖手旁观,而是要及时“插手”。“插手”不是一味打击和否定,而是建立制度帮助它完善,在此之前有三个问题要仔细梳理。

　　首先,防骚扰和侵犯隐私之间,界限在哪儿。保护隐私权有两部分内容,私生活安宁权和私人信息处于秘密状态。据报道,商人王某曾发现,通话时对方的手机上会显示他的公司名称。公司名称算不算隐私,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答案,如果确定“任何人”可以“标注任何内容”,那类似家庭地址、个人经历等私密信息暴露在别人的手机屏上就不会太远。在电话标注软件上,个人信息正处于“无墙”状态。

　　软件工作人员解释“当一个号码被几十个用户标注成例如记者、公安局等同一类型的标记后,服务器会收到标注请求,经工作人员审核后,该标注就会显示”,也就是说,标多了自然就公开了。并非说这些电话不能公开,如果要进行调查监管了,来电显示或许会让一些人不敢接。如果用在感兴趣的人或者演员、公务人员等公众人物身上,“几十个用户”来回一倒,就可以让私生活安宁权无从谈起。当打扰与公共利益毫无关联时,侵犯隐私的骚扰就很容易发生。因此,什么可以被标注、什么不能被标注必须严格区分。

　　其实,防骚扰这事儿不能仅靠民间力量。对骚扰电话的打击,电信运营商和工信部都有责任。《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规定,对于未经许可或者消费者确认,或者消费者明确拒绝的,不得发送商业性的信息。如果出现这个情况,消费者可以要求电信服务部门予以删除相关信息或者要求采取必要措施。另外,手机应用软件使用也不能偏离法治轨道。根据《电信条例》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对手机APP开发程序这样的非经营的互联网信息实行备案制度。

　　最后的问题就是,“采取必要措施”和“备案制”明摆着,骚扰电话却一直没消停,为何民众不被骚扰的权利会流于形式?新加坡曾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案》,禁止向个人发送市场推广类垃圾信息,违反者会被重罚100万新元(约合514万元人民币)。在没有好办法之前,有关部门不妨借鉴一下类似理念,来点实实在在的举措才好。